谷裕 | 歌德《浮士德》中的战争形式与战争伦理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国外文学》（2021年第3期），感谢谷裕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全文推送。

与后来的游击战、突袭或恐怖袭击不同，歌德时代，也就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战争仍以经典的常规战为主。战争在国与国之间、正规军与正规军之间进行，主要采取“堂堂正正”的战役或会战形式。交战双方在选择好的战场对峙；军队有明显标识，通过军装与平民区分；交战时，主帅、军官临阵，士兵面对面交锋，进退有度，射击有序。[1]虽然战事惨烈——因当时以肉搏或近距离射击为主，却保持一定的礼仪规则，即一整套被称为战争文化的东西。[2]

这个时期大量以军事作战为题材的绘画，向后人展示了当时的战场场景：阵地设在相对开阔的平原或丘陵地带，步兵分左中右三路，排成整齐的方阵或线阵，手持长矛或火枪——滑膛枪、燧发枪，带刺刀或者不带刺刀。轻骑兵（猎骑兵）护卫在步兵阵营两侧，重骑兵（胸甲骑兵）在阵间或阵后预备队位置，随时准备冲锋。马拉车载而至的大炮被布置在经过精密计算的位置。交战双方着不同颜色但笔挺而华丽的军装，其中骑兵和军官的着装尤为威武醒目；将军统帅骑马佩剑立于阵前；战地上，标有各路统帅纹章的旗帜飘扬。军乐队在一隅击鼓吹号。[3] 所有一切宛若一场“最壮观、最华丽的阅兵”。[4]霍亨弗里德贝格战役中的普鲁士军队（1745）这大致就是歌德时代所目睹的开战前场景，也大致是《浮士德》第四幕第二场开场皇帝和主将在“山麓观战”时瞭望到的场景，只是剧中的阵法更为具体：我军“撤”至谷口，右翼部署在高山余脉和略有起伏的丘陵地带，这样的地形既可掩护我军，又可有效阻止敌军骑兵接近，既有利于扼守山口，又可控制平原。我军主力是中路的“方阵”，部署在中部平坦的草地，由持长矛的重装步兵组成，而左翼则依靠山体把守要塞（10351行起）。[5]及至开战，当时的德国军队（以普奥为主）主要采取所谓线式战术，作战时整个军队排成一个机械的完整的战斗队形，不得打乱。[6] 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中，将之发展完善，并辅以斜式队形和迂回旋转，成为该战术“最高成就的典型代表”。[7]普王将其基本作战模式描述为：面对敌人，缩减一翼兵力，以支援准备进攻的另一翼，然后用该翼从侧面攻击敌军对应的一翼。在此，一条亘古不易的公理是：确保自己的侧翼和后方，并设法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8]腓特烈王即是以此取得鲁腾和罗斯巴赫会战胜利。特别是鲁腾会战，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出色地演示了其独创体系。[9]

歌德的《浮士德》如同军事教科书，在沙盘上推演了以上“战争艺术”：我军（皇帝一方）面对敌人，缩减左翼兵力（左翼依靠山势，只用少量老兵把守），把兵力投入到进攻的右翼。主将指挥右翼，攻击敌军（伪帝一方）左翼，迫使敌军左翼开始“向自己右侧挤压”，造成中路左侧的混乱（“扰乱了自己中路主力的左侧”，10642行起）。随后“我中路方阵前锋稳健向右移动”，“闪电一般插入敌军薄弱一环”（已难以招架的左翼，10646行起），并准备与向敌军后方包抄的右翼，夹击敌军中路主力，同时向其右侧旋转，继续攻击和挤压，致使其溃败。于是“再无更壮美的景观，此役我军稳操胜券”（10652行起）。这便是在确保自己左翼和后方前提下，利用线式辅以斜线和旋转，迂回敌人的右翼和后方。鲁腾会战即利用右侧低矮丘陵，“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旋转”，时人曾称“不可能看到比这更壮美的景观”。[10]

鲁腾会战示意图（1757）

普魯士（蓝，腓特烈二世）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红，道恩元帅）

然而接下来，皇帝方并未如期得胜，而是急转直下陷入危局，因为伪帝方改用疏开队形和散兵线，并于暗中向其右翼增加兵力，攻击我军薄弱的左翼。[11]趁我军沉浸在“壮美”中时，疏开的散兵已爬上山来，夺取要塞反败为胜（恰如耶拿战役中，拿破仑趁黑夜暗中调兵，打散队列爬上高地，待普方反应过来为时已晚）。鉴于此，为平定叛军，皇帝不得不任凭梅菲斯特施展魔法。在此，伪帝的散兵线和灵活战术，显然比规范的线式战术更具实效，而梅菲斯特的诡计和魔法，将注定无往而不胜。

至此，场上转为两种战争形式的推演，或称经典、常规、以消耗战为主的传统作战模式与新型、灵活、以歼灭战为主的现代模式之间的较量。在歌德和拿破仑时代，这相当于演示了德、法作战模式的交锋。简言之，是德式保守的战术对法国机动的战术，行将过时的消耗战、线式打法对现代新式的制服战、散兵线。前者的系统理论依据是奥地利的卡尔大公（Carl von Österreich）所编纂的《战略基础》（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1814），后者依据法国军事理论家吉贝尔（Antoine Hyppolite Guibert）的《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0年出版，1774年德文版）。[12]吉尔贝的著作出版在先，但战术思想更为现代，被拿破仑视为军事理论指导；卡尔大公的著作出版在后，却是对腓特烈二世战术的总结。对此《浮士德》注释者薛讷在对两本著作进行了对比后总结道：

1

伪帝军队演示了吉贝尔（拿破仑的军事导师）的战术，即一种现代的战术，一种大胆的制服战略；皇帝军队采用的则是奥地利的卡尔大公（拿破仑主要的军事对手，很长时间里，奥地利皇帝用以打击拿破仑这位“伪帝”的军事统帅）的战术，代表一种相比之下常规的、落后的战法，以过时的消耗战为主。[13]

由此可见，《浮士德》上演的军事作战，其主线相当于一部浓缩的歌德时代的欧洲战争史。它诚然化用了几次重大战役，如经典的靠战术打赢的鲁腾会战、招架不住现代作战思想而全军覆没的耶拿战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战术变化，触及战争史的变革，即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而在军事领域，作战方式的改变与其说是单纯战术问题，不如说是观念问题，是隐藏在观念背后的伦理和价值取向问题。与同时代欧洲政治社会的新旧博弈同步，在战争和军事领域，同样存在保守和变革两种倾向的博弈。    腓特烈二世具体而言，德国在18世纪下半叶并未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军中延续腓特烈治兵传统，表现如：练兵依然以严格的队列训练和排枪射击为主，蔑视法军的散兵线和松散的射击纪律，虽然后者可确保“在地势崎岖不平的地带也能有效作战”；[14]重视旧式军人品质，强调纪律和荣誉，有意摒弃吉贝尔的理性试验和技术改革；限制火枪大炮等热兵器的使用，认为从远距离向不明目标放枪或大量投入“靠无感情的数学作战”的大炮，破坏了“一切使军人生涯充满英雄色彩、令人赞叹和富有价值的美好事物”；[15]恪守军官必须出身贵族的规定，禁止平民进入军官团等等。而军官由贵族组成，反过来造成“深怀优势意识的普鲁士将领们死抱传统不放”。[16] 凡此种种，最终导致普军在耶拿战役中因各路统帅固守陈规而彻底失败。[17]事实证明，普鲁士的“勇敢、服从和荣誉感，根本不足以与当时法国人已经使之完善的新规模战争抗衡”。[18]普鲁士从此被迫走上现代军事改革之路。[19]

 一 

歌德身处历史变革的节点，以文学戏剧形式对上述演变发展进行了记录和反思。《浮士德》第四幕的“山麓观战”一场上演战争，以宏大篇幅呈现军事作战，构成《浮士德》中又一部完整的戏中戏。倘若不把战争也搬上舞台，《浮士德》就还算不得一部无所不包的人间大戏。对于歌德和歌德时代尤为如此。虽然就母题而言，浮士德助阵皇帝打仗，见于各种浮士德故事书，诸如电闪雷鸣、焰火四射、阴兵助阵、喊杀音响等情节，亦非歌德首创，但就战争格局、场景的丰富程度、用作基础的军事理论、对战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呈现来讲，歌德的《浮士德》远远超过任何一部浮士德故事书。

观察德国战争史会发现，在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和统一战争（1864年—1871年）之间，歌德时代是一个大的战争高峰期。从歌德1749年出生，到他1832年去世，先有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后有法国革命（1789年—1794年）、拿破仑战争（1803年—1815年），同时有以普奥为首的德意志邦国组织的七次反法同盟。军事史上的几大著名战役，如耶拿战役、阿斯佩恩战役，以及欧洲多路联军参加的莱比锡会战，就发生在距歌德百公里的半径内。尤其在耶拿战役中，魏玛本身就是战场（耶拿属于魏玛公国）。当时战事之惨烈（拿破仑的歼灭战）、法军占领后对魏玛之洗劫，均给歌德留下深刻印象。

钢板画《瓦尔密战役》局部（1845）歌德对于战争摄入之深，远超过文学研究者的想象。他不仅亲自随军出征，是第一次反法同盟之瓦尔密战役（1792年）、围攻美因茨（1793年）的军事行动的见证者，而且刚好三十年后，在1821年到1822年，他整理出版了《1792年法兰西战记》（Compagne in Frankreich，1792）和《围攻美因茨》（Belagerung in Mainz）两部与军事相关的自传。几乎与此同时，即1824年前后，同样参加过这两次战事的克劳塞维茨系统写下了自己对战争的思考，后由其遗孀整理出版，是为《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一卷与歌德的《浮士德》全本同于1832年面世。与普鲁士军官、著名军事理论家生平的诸多巧合，从侧面表明，歌德对于战争的实践、记录以及思考，出自并深刻代表了那个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史中讲到这段历史，有时会以歌德的著作作为补充。反过来，文学研究却很少关注歌德与军事相关的文字，以至于针对《浮士德》中如此重要的一场，学界的系统解读和相关解释仅聊聊数种，且缺乏思想史意义上的讨论，而只笼统称之为“过渡”或“铺垫”。[20]但事实上，无可否认的是，在对抗法国革命和抵抗外敌入侵的语境中，政治和军事是德国公共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话题，几乎没有之一。[21]

造成研究空白的原因，或可归纳为几个方面的陌生：首当其冲的是知识的陌生。歌德不仅化用了当时的著名战役，而且融入自古代经近代到拿破仑时代的兵法，以及地形、地貌、气候、通讯乃至占卜等古今与军事相关的知识。仅凭文学理论方法盖不得其门而入。歌德的专业知识不仅源于他亲历战争、阅读兵书、关注新兴军事科学，包括到新建的魏玛军事图书馆借阅藏书以及该馆以之著名的军事地图，[22]同时源于他持续处于活跃的军事对话。[23]在歌德与之谋面、谈话或保持书信往来的近百名军官中，除他所侍奉的魏玛大公本人外，[24]还有反法同盟的将帅：普鲁士王、多次著名战役的总指挥费迪南·冯·布伦瑞克元帅、奥地利的卡尔大公[25]——此公于1809年阿斯佩恩战役第一次挫败拿破仑，并亲自把大作《战略原则》赠予歌德。

卡尔大公在战役中其次在于舞台呈现方式的陌生。就语言风格而言，歌德模拟斯巴达式军事语言，很多地方过于缩略，需要读者或观众自行判断和寻找逻辑关系。就艺术手段而言，因话剧舞台无法如今天的影视制作，上演大规模作战场景，故而必须采用传统方式：比如通过声音——本场反复出现关于鼓号、军乐的舞台提示，魂灵大军的厮杀声、盔甲武器的撞击声始终作为背景音响；比如借助城头观战——本场为“山麓观战”，以及观战时的对话；再比如通过探报、使节的报告——本场出现两次探报、一次宣战使和若干次梅菲斯特转述乌鸦远程通信的报告。[26]戏剧在没有作战示意图的情况下，仅凭几位演员用语言描述了整个作战过程。

再次在于歌德的春秋笔法，以及隐喻、寓意剧等修辞方式。其实整个第四幕都传递出隐忧，表达曲折。第四幕作于1831年夏，是整部《浮士德》最后写成的一幕，晚于收场的第五幕。歌德时年八十有二，完成后不到一年便去世。但就成稿速度而言，从5月至7月，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而观其精密布局、精致语言，歌德似乎酝酿已久，成稿在胸。之所以迟迟落笔，或许是因为，无论他采用怎样“不易察觉的艺术手段”，[27]都回避不了对现实中人的影射，尤其有的当事者还在世。至少出于此等考虑，其文学自传《诗与真》，作于19世纪头十年，却只写到1776年到魏玛任职前为止。而歌德更大的顾虑，当在于第四幕依次涉及革命、战争、复辟，全部是敏感政治话题，而他的保守态度，——同样反映在其战争观中，——在法国七月革命、前三月的自由主义浪潮中，更显得不合时宜。

因此，除却语词上的隐微，本场整体采用寓意剧形式。出场的人物，无论皇帝还是主将，无论浮士德还是梅菲斯特，即便某些特征影射历史人物，或与《浮士德》其他场幕有所关联，但均首先服从于本场寓意需要，即本场“寓意人物”并不限于剧中明确标出的“三悍卒”。寓意剧遵循问题的逻辑，而非现实主义和心理真实。

最后，也是关键所在，在于对所探讨问题的陌生。二战以后的德国文学研究，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其关注焦点在反战文学，对其他类型涉及战争的文学或其他解释方向，多三缄其口。而歌德的《浮士德》，其着力点不在于揭示战争的残酷或质问罪责，而是从人类现实出发，把战争视为既有之物，以其本人或那个时代思想家的方式，基于现实具体事件，但又在广阔时空和形而上高度，指出战争的实质、战争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演绎新旧战争形式及其背后隐含的伦理问题。

《浮士德》并非没有涉及战争本质、战争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只是对于这些问题，歌德或在其他场次，或在本场以显白的方式表明观点，而没有像对待战争形式和伦理问题那样单辟一场，以细腻隐微的方式进行推演。战争出自人的本性，是魔鬼的事业，其暴力特征不言而喻（第四幕第一场）；为避免战争而维持稳固的政治秩序，同样不言而喻（第四幕第三场主题）。

根据手稿补遗，歌德原初的创作计划即是，魔鬼梅菲斯特“很高兴看到帝国混乱，鼓动战争”。为此他派出“原始山中的原始人”充当“战争助手”，也是“战争主角”、[28] 战争“最核心的东西”，即后来上场的“三悍卒”。其中年轻者被冠名“打得凶”，中年者“抢得急”，老年者“把得紧”。三者在本场分别被投放到三路阵营，其寓意显而易见：整个战场就是人的天性的弥漫和暴露。另有魂灵大军，披挂昔日“骑士、国王、皇帝”的盔甲，在空气中对打，在后台厮杀，所谓“这儿有一班旧人，随时准备加入新的战争”（10569行）。可见战争或许就其起因而言，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9]但就其本质，自古是人好斗、贪婪、悭吝的本性使然。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

 二 

围绕战争本身，歌德所关注的焦点，显然在于战争史上不同的战争形式、战争文化，以及形式背后隐含的伦理差异。第二场位于第四幕中央，篇幅最长（计438诗行，占第四幕一半以上），把与形式无关的问题都排除在外。本场如引言所示，以皇帝与伪帝的作战进程为线索，以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为代表，利用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乃至不同的服装道具，错落有致地把战争形式与战争伦理编织在一起：作为中世纪遗风的骑士作战方式，以皇帝为代表；近代正规军作战方式，以主将为代表；现代谋略以及与之对抗所必需的巫术—魔法，以伪帝—浮士德—梅菲斯特一线为代表。在三种战争形式中，前两种有诸多相似之处，至少建立在某些共同伦理之上，属于诚实作战，第三种则属不同程度的诡计与骗术。从人物的出场先后顺序——主将、皇帝、浮士德、梅菲斯特——以及他们各自所占篇幅和戏份可以看出，歌德以其时代的正规军作战方式为基准，向前扼要再现了中古骑士作战，但主要是向后推演了未来战争。并且，歌德借助戏剧人物的交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格局，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形象地对三种方式进行了多层面的对比呈现。由皇帝所演示的骑士遗风，其特征为：受到挑衅为“荣誉”而战；亲自披挂上阵，誓与对手单兵决战；遵循战争礼仪、规则和程序。因承平日久皇帝耽于享乐，帝国陷入“无序”而暴乱丛生，多路诸侯——在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皇帝的“叔舅表兄堂弟”等“虚情假意的亲戚”，趁机“盗取权杖的力量宝座的威望”（10375行），先起兵反叛，后拥立对立皇帝，也就是僭越的伪皇帝。许多小邦不顾唇亡齿寒的道理，以国内危机为由婉拒出兵。[30]叛军，尤其伪帝的出现，反使皇帝意识到“我是皇帝”，唤醒了他为“胜利和荣誉”而战的英雄梦。他终于嗅到“比武”的味道，懊悔地表示要从享乐中振作（10407行）。皇帝谢绝浮士德的外援——巫术占卜及“武装起来的山民”，[31] 称既然千军万马因“我”而战，“我”便要尊重这一崇高时刻，一人担当，“用自己的拳头”取那个“犯上作乱的幽灵”的性命。他声称“若求宝座皇冠者，自当有配得上这般荣誉的人格”（10463行）。皇帝同时拒绝像主将或职业军官那样指挥作战，而是执意亲自披挂上阵：“我君王之怒，要如此回敬，把仇敌的头变为脚凳”（10487行）。就军仪而言，皇帝当身着披风，佩戴装饰羽毛的头盔，执剑，由侍卫簇拥。普鲁士骠骑兵军装这一线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涉及“挑战”文化。皇帝按规矩派“使者”到对方阵营“挑战”，因在彼时的战争文化中，“突袭、伏击或在未遭到挑衅的情况下，向完全无准备的敌人发动攻击，是不光彩之举”。[32]不仅如此，挑战属于封建制下的战争文化，甚至是其标志。在伦理上它表明，身居高位者要与敌我双方都认可的出类拔萃的对手进行搏斗，而其真正目的，是证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敌人事业的非正义性，在道德上占据制高点。[33]皇帝的反应，虽以没落的方式，却也暴露出中世纪宫廷贵族骑士的品质：崇尚荣誉，顾及体面和尊严，勇敢、磊落、视死如归。还在中世纪宫廷贵族文化鼎盛时期，“骑士”就已从早期“骑马打仗的人”演化为具有骑士美德之人的尊称，上到皇帝、国王，下到各级贵族乃至有功的家臣，只要具备美德都可称作骑士。[34]本场皇帝自曝是那位举行宫廷假面舞会的皇帝（《浮士德》第一幕），也就是同时影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皇帝，而事实上，这种遗风一直延续至歌德时代。当时的军事统帅，从腓特烈大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弟卡尔大公到冯·布伦瑞克公爵，无一不崇尚荣誉，冲锋在前乃至战死疆场。查看当时的大战役记录，阵亡军官常达几百位之多。仅耶拿一役，年逾七旬的陆军元帅布伦瑞克公爵受重伤而亡，其弟施梅陶将军亦受致命重伤，接替前者的梅伦多夫元帅受伤。在《围攻美因茨》中，歌德平静地记录道，在法方“侏儒一般的无短裤者”的偷袭中，“我们的骑兵少校，魏玛的拉·菲埃尔在第一批死者之列，骑兵上尉、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围攻美因茨的总指挥）的副官冯·福斯胸口中了一枪，人们期待着他死”；“我们只是遗憾路德维希王子，作为勇敢的领队，受了不太危险但也很重的伤，而此时他正不情愿地被人抬下战场。”[35]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形式决定了如下基本格局：战争多为领主与领主之间、骑士与骑士之间的交战，因当时盔甲武器马匹昂贵，能够负担一整套装备的扈从不多，故而以单打独斗为主——剧中“头脑与肢体”的比喻是典型封建制下封君封臣关系的比喻。近代早期仍沿袭这一模式，要求君主国的国君“必须身临前敌，并且亲自挂帅”。[36]因此皇帝的任务不是指挥作战，而是按照骑士伦理、战争仪式，作为首领与敌方首领进行格斗。主帅的输赢往往决定战争的输赢，与现代以歼灭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争不同，而如此做法，客观上缩小了战争界限。[37]及至歌德时代，绝对君主制取代了封建制，现代民族国家雏形逐渐形成，征兵制下的正规军取代了单打独斗的骑士，也取代了雇佣军，战争发展为国与国之间、正规军与正规军之间的对抗。[38]军队先是由王公贵族统帅，后过渡到由出身市民的职业军官指挥管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成立了“总参谋部”（1821年正式得名），负责军事管理和军事技术，包括提供地理和自然环境信息、确定战略战术、部署作战计划、安排军队调动等等。主帅不需要上阵直接参加战斗，[39]如剧中所言：“你令总参谋部操办 / 陆军元帅无需露面。”（10313行）剧中的“主将”，身着军官制服，手握指挥棒，代表歌德时代正规军作战方式，同时具有过渡性特征，似乎是改革前的元帅与改革后的职业军官的合体，既秉持以腓特烈大王为典范、讲求战争艺术的作战操守，又恪守军事理论和刻板教条。大概为彰显这两种身份，歌德赋予该人物以“主将”和“主帅”两个称谓。而“主将”之称，或为纪念卡尔大公的《战略基础》，因该词唯在此作中频繁使用，或为一个自造的合成词，《格林字典》该词条下只收录了《浮士德》中的这一用法，因其并非当时常用的诸如元帅、将军等正规军衔。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装主将立于山麓之上指挥谷底作战，严格遵照军事科学、军事理论、兵法战术，包括利用有利地形排兵布阵，派遣探报侦查各邦动态，部署各路防守进攻。为占据符合作战思想的有利地形，按权宜的作战计划行事，他一上来便不顾士气军威，冒着回撤引发军中骚乱的危险，先令大军撤至谷口，[40]希望如此选择带来“好运”（10346行）。如此依理性周密部署的“半退半逃”，让宁愿冲锋陷阵的皇帝“大为懊恼”（10350行）。[41]接着，主将以斯巴达式的简练，操军事术语，介绍各路部署及战术运用，呈现了如教科书一样的作战模型。自负、机械、刻板，使其先是不能察觉、后又无法应对对方战术的变化。另一方面，主将所奉行的理性原则也一以贯之，表现为他宁愿交出指挥权，也不愿与浮士德、梅菲斯特为伍，拒绝在正规作战中掺入任何巫术和“戏法”（10695行）。由此观之，此时的统帅或军官，尽管刻板僵化，乃至缺乏骑士的豪迈和血性，但至少能够持守其理性原则赋予的基本伦理要求。歌德对该人物的刻画不乏讽刺，但也仅止于善意的反讽。从1811年出版的《诗与真》第一部分第二卷中可以看到，歌德反观早年经历时对“弗里茨”（腓特烈的昵称）这位“伟大王君王之人格”按捺不住、溢于言表的赞誉，暴露出他对其战争理念毫无保留的认同。“弗里德里希的形象、英名和声誉”竟致使非普鲁士人歌德“心向普鲁士”。[42]蔑视交战礼仪、打破战争规矩的灵活战术以及与之对抗所需要的巫术魔法，以浮士德—梅菲斯特并一直处于后台的伪帝一线为代表。三者虽不在同一阵营，但属于同一类型，当然其间程度有所不同。此种类型的特征是：为窃取统治或攫取“财产”而战；[43]发动者在暗中操纵、搅动事态；摒弃伦理约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与前两者相比，皇帝为捍卫荣誉而战，主将为帝国平叛而战，后者出师不义。伪帝一方挑起战争是为了窃取权力，颠覆统治秩序；而从下一场“财宝堆积如山”的“伪帝的营帐”来看，伪帝同为侵吞军饷、攫取财富。浮士德助战是为了实现个人意志，赢得个人利益。荣誉在此一文不值。浮士德明确将之表述为：“我要赢得统治，财产！ / 只要行动，声名无用。”（10187行）[44]为此浮士德要征服海洋，为获得海边封地，他需要帮助皇帝打仗。浮士德表达宏图远志的话音未落，即有舞台提示：“战鼓和军乐从观众背后响起”（10233行后）——战争将至，威胁无辜。窃取权力、颠覆秩序，引发战争；征服自然、攫取财富，需要战争。两者相伴而生。虽是寓意剧，却是基于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政治变革、工业革命、海外殖民的准确预言。因为是不义之战，其发动者或助阵者必定在暗中操纵，并且不择手段。两者密切相连。伪帝作为交战一方的首领、事实上的一位主角，自始至终没有出场。这或许是出于舞台处理上的考虑，但或许更是出于某种难言之隐：欧洲历史上毕竟只出现过一位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立的皇帝，即出身平民和炮兵军官的拿破仑·波拿巴。无论如何，与经典和常规方式相比，这一新型战争人群不宣而战，嘲笑皇帝的挑战为过时的“童话”。当然，伪帝的战术只是相比之下富于变化，按“兵者诡道也”的定义（《孙子兵法·计篇》），属正常战术和谋略范畴，与阴诡之术存在本质区别。但问题在于其极端的逻辑后果：不义之战和诡道会不断升级，最终引发巫术魔法的实施，即便用于平叛或抵御来犯的战争，也难以为其伦理合法性进行辩护。巫术与占卜本属于战争文化，是战争文化中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现象，它产生于人们对运气的期待，主要借助自然力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45]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战争中，人们都相信“运气”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浮士德的名字源自拉丁语“有运气的人”（Faustus），剧中两次分别由梅菲斯特和皇帝戏谑地点明了这一点。浮士德谎称自己是受“一位萨宾人，诺西亚的术士”之托前来勤王，此术士曾被皇帝解救于火刑堆而心存感念。在寓意层面上，浮士德作为巫术和运气的化身穿插于战争之中。浮士德“身披铠甲，戴半闭的头盔”，甫一出场，即表示在为皇帝做水晶球占卜。继而他以西西里岛的海市蜃楼现象，解释梅菲斯特以一变多的障眼法，以圣埃姆斯火现象解释诡异闪耀的长枪，[46]以鸟迹占卜预言整个战事：象征皇帝纹章的鹰，在半空中打败象征伪帝纹章的雕头狮，使之落荒而逃。歌德从多种16至18世纪作品中罗致了名目繁多的巫术魔法，[47]只是在此施展巫术魔法的并非术士或浮士德，而是幕后操纵者梅菲斯特。并且，歌德以精致严密的布局，把战术与巫术魔法错落有致地交织在一起，令其相互关联乃至最内在地融为一体，在作为底色的正规作战中，穿插战争的寓意、战争史和战争知识。典型的如主将指挥右翼冲锋，浮士德即投放寓意人物，即“青年、轻装、披挂花哨”的“打得狠”，同时配以对海市蜃楼的解释；主将指挥中路进攻，浮士德即投放“中年、精装、披挂炫富”的“抢得急”，配以对圣埃姆斯火的解释；主将布置左翼防守，浮士德则投放“老年、重装、无战袍”的“把得紧”，配以鸟迹占卜。这不仅是对战争本质的寓意，而且在事实上符合古罗马以来士兵年龄分段、装束、作战任务分配和投放规律。[48]而对奇异自然现象的联想，不仅符合影影绰绰、刀光剑影的混乱作战场景，而且反过来为战场蒙上一层邪魔诡异的色彩。梅菲斯特是本场绝对的主角。如果说在战争伊始，梅菲斯特还只是在暗中操纵，那么随着战事转折我军失利、皇帝连同主将退场，他成为转败为胜的唯一筹码。于是战争成为“不择手段”的聚会、魔法的狂欢。梅菲斯特在战争动议时，变幻出战争的助手；既已排兵布阵，便借尸还魂，令魂灵大军阴森地布满我方山上的咽喉要道。这支大军急不可耐，甚至相互之间率先交锋，在空气中对打；及至开战，梅菲斯特在右翼以一变多，制造庞大的冲锋场面；在中路让长矛长枪施放火球。为转败为胜，他放出乌鸦侦查报信，请水精制造发水假象，施展水漫金山的障眼法；再向侏儒借用锻造产生的火星，制造火攻假象；最后不忘虚张声势，借用魂灵大军制造厮杀之声。在梅菲斯特种种障眼法齐发之下，树丛中闪电穿梭、火星贴着潮湿地面流窜、 照明弹令人目眩，遍地鬼火幢幢——影射火枪大炮等热兵器大规模投入使用，终于“最后过渡到欢快的军乐”，我军得胜。

水火之攻，非止《孙子兵法》，在西方亦属战争中最古老而有效的进攻谋略，战争之利器。[49]然而梅菲斯特的水火之攻，并非利用自然气象条件所实现的真实进攻，而是依靠魔法制造的“空洞假象”。一切都是用来进行欺骗、恫吓、迷惑、制造混乱的“障眼法”。[50]戏剧借助梅菲斯特这一丑角，形象呈现了各种极端的虚假方式，直观揭示出一切兵法、谋略、诡道的实质。在梅菲斯特“兵法诡道是为赢得胜利！”（10301行）的原则指导下，即便捍卫合法权力的战争，也不得不借助“恶灵们”的救助；即便正义的一方（皇帝）觉察到种种“诡异”和“欺诈”，也不得不与之为伍；即便拒绝向魔鬼交付指挥权，也不得不听之任之。这或许就是兵法诡道逻辑演进导致的伦理悖论。

然而《浮士德》对战争形式的呈现，向前推演到中古遗风，向后预言现代战争，终于梅菲斯特的魔法，其隐喻不言而喻：倘若抛开任何伦理原则，战争就会丧失形式，也随之丧失依靠形式来维护的荣誉、勇敢和担当等品质，彻底沦为魔鬼的行当，流氓的行径。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政治和军事都经历了一个回转和修复阶段。普鲁士开始军事改革，但并未径直沿现代路线行进，其军队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再度成为保守主义支柱”。麦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中对这一时期做出如下总结：“1815年以后，旧体制占得上风，在群众暴乱和政治理想主义不恰当的结合之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军队重新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柱”。[51]

滑铁卢战役

《浮士德》第四幕正是酝酿于这段复辟时期，也是欧洲范围内剧烈动荡后的和平阶段。然而当歌德落笔之时，已是1830年革命的后一年。随革命而来的是否是新一轮战争？歌德已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对于战争，歌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未曾像20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呼吁和平，[52]而是如本场落幕时指出：古今战争无非是“圭尔夫派”和“吉伯林党”之间的斗争。党派之间的仇恨永远无法消弭。业已作古的魂灵仍时刻伺机，披挂上昔日的铠甲，重新开始永恒的战争，为“魔鬼的节日”（10768行）助兴。既然如此，那么是让战争与魔鬼为伍，成为“暴力的放纵”，造就“野蛮的乌合之众”，还是让战争接受礼仪规则、理性原则的约束，是歌德《浮士德》留给现代战争的伦理选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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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勒总结性地描述了当时普鲁士战术：有组织有序列，在平原上进行堂堂正正的会战，以方阵对抗方阵，进到距离敌人四五十步远时，全体发射排枪。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38页。普鲁士王腓特烈（弗里德里希）二世军队的队列组织、行进、转向都十分精确，“不到与敌人非常接近时不发一枪，然后立定，每分钟齐射两到三次”。参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李阳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126页。

[2] 军事文化包括一切与军事相关的文化，从军装、武器、军旗、军乐、礼仪、典礼、战争绘画、纪念活动到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军事游戏等等。参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 1 - 6页。

[3] 当时所有大的战役都有绘画记录，如罗斯巴赫、奥斯特里茨、耶拿战役等。可参见藏于卢浮宫、由追随拿破仑作战并以绘画记录其战功的法国著名画家格罗创作的《拿破仑在埃劳战役战场》（高5.21米，宽7.84米，作于1808年），以及藏于德国魏森费尔斯市新奥古斯都堡博物馆的油画《罗斯巴赫战役》（编号V-2173 K 2，高1.95米，宽1.54米，作于1757年）等。

[4]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126—127页。

[5]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Texte, ed. Albrecht Schöne (Frankfurt a. M.: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2003)。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诗行起始编号。译文系作者自译。关于两翼和中路的阵法设计，见手稿IV H 12, P 183，引自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Texte, 718页。

[6]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431页。

[7] 约根森等：《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近代早期（1500—1763）》，周桂银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56页。

[8] 参见腓特烈：《一般战争原则》，此处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157页，158页。关于在罗斯巴赫会战中该战术的实施，参见155—168页。

[9] 线式阵法、斜形线式阵法等，最早为古希腊著名统帅埃帕米农达发明，腓特烈二世对之进行了综合和发展。关于经典排兵布阵，参见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袁坚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132页及以下。关于斜形阵法和如何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防卫，尤见136页以下及141页。

[10]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169—174页，尤见169页。

[11] 就敌方暗中爬上高地（拿破仑军队趁夜间攀上耶拿高地），在要塞布置老兵把守，且不加抵抗很快放弃（剧中皇帝称甚至“看不到有投石飞起”，10656）等特点，明显影射耶拿战役。参见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ed. Albrecht Schöne (Frankfurt a. M.: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2003), 677页。

[1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72页及以下。《战略原则》一书歌德在出版次年获赠于卡尔大公本人；吉尔贝（又译格里博瓦尔或拜格）的《战术通论》（又译《谋略》），歌德曾于1776年研习其德文译本。参见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70页及以下。歌德曾研读吉贝尔著作的德文译本、卡尔大公著作的大半。参见Ralf-Henning Steinmetz, “Goethe, Guibert und Carl von Österreich. Krieg und Kriegswissenschaft im vierten Akt von Faust II”, Goethe-Jahrbuch (1994), 151 – 170页。

[13] 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p. 675.

[14] 1791年法国陆军大臣发布新的更具灵活性的战术教范，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一直奏效。新的规定允许指挥官在战场上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灵活运用纵队、横队和散兵等不同形式作战。结果在战场上，法国革命军步兵的行动就比墨守腓特烈二世喜爱的那种刻板的横排队形的军队更迅速、更灵活，甚至在地势崎岖不平的地带也能有效作战。参见麦尼尔：《西方军事现代化历程》，倪大昕等译，刘锋校，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170—171页。

[15] 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174—175页。

[16]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361页及以下。

[17]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360页及以下。

[18] 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176页。

[19] 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劳塞维茨等人于1803年至1809组建普鲁士参谋总部，负责军事训练、军官任命（不论出身，唯才是举）、进行军事部署等，提高了作战效率。参见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222页及以下。

[20]《浮士德》注释者薛讷虽比其他学者更为深入发掘出与军事史相关的暗示，却仍总结到：占据了第四幕一半以上篇幅的战争“没什么用”，仅为一个“过渡场次”而已。参见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43页。

[2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71页；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Eine Tragödie, ed. Erich Trunz (München: C. H. Beck, 1996), 661页。

[22] 魏玛军事图书馆于1785年到1786年由魏玛大公组建，直至1815年，馆藏持续增长，到19世纪中叶藏书近6000卷，军事地图7500轴，另藏有手稿、军用地球仪、军事要塞模型和遗稿、日记等。歌德不仅是常客，而且在1798年领导重新编目。由于魏玛大公的偏好，该馆藏以军事地形图、军事作战图著名。很多地图用于研究耶拿战役失败原因。参见Arno Barnert, “Die Weimarer Militärbibliothek 1630 bis 1930 – klassische Ordnungsvorstellungen vom Krieg”, Militärgeschichtliche Zeitschrift  (2014) 1, 1 – 22页。

[23] 关于歌德与多位军官关于军事作战、战略部署、军事改革的通信、谈话详见Ralf-Henning Steinmetz, Goethe, Guibert und Carl von Österreich. Krieg und Kriegswissenschaft im vierten Akt von Faust II, 156 – 158页。

[24] 歌德的君主，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一生跟随普鲁士作战，参加过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因军功于1822年被普王任命为第八胸甲骑兵团团长。关于大公生平，参见Franz Xaver von Wegele, “Karl August (Großherzog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ADB), Bd. 15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2), 338–355页。

[25] 指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年—1797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年—1840年在位）；费迪南·冯·布伦瑞克（生卒年1735年—1806年），陆军元帅，瓦尔密战役统帅，耶拿战役统帅。歌德在《出征法兰西》中写道，“见到普王陛下”和“布伦瑞克公爵”骑马而过，或“随行其后”。参见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ampagne in Frankreich”,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II (München: C. H. Beck, 1994), 199页, 222 – 223页。奥地利的卡尔大公（生卒年1771年—1847年）是皇帝弗里茨一世之弟，因此也称卡尔亲王，神圣罗马帝国大元帅。

[26] 三种形式的总结，参见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69-670页。

[27] 歌德三次受到拿破仑接见（1808年10月2日在爱尔福特，10月6日、10日在魏玛），然而对此重大事件其本人日记中只提到一句“之后见了皇帝”，却在同时间的书信中特别落款“值耶拿战役两周年纪念日”。根据首相米勒记录，在第一次接见中，耶拿战役法方第一功臣达武在场。歌德向拿破仑表示，作为文学家他会使用“不易察觉的艺术手段”制造某种效果。参见《歌德全集》第33卷影印版，378页，384页，373页。

[28] H P180.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Texte, 707页及以下.

[29]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26页。

[30] 在此影射德意志小邦国不随普奥联军出兵法国平定革命。事实上整个普鲁士的表现均被后人诟病为“袖手旁观”。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361页。

[31] 此处或影射瑞士雇佣军。关于瑞士雇佣军，参见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125页。

[32]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138页。

[33]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96—97页。

[34] 布姆克：《宫廷文化》，何珊等译，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56页，343页及以下。

[35]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II, 367页, 384页。

[36]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58页。

[37] 参见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Kommentare, 681页。

[38] 霍华德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军事史进行了阶段划分，比如有骑士的战争、雇佣军的战争、专业军人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见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9]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179页及以下。

[40] 在交战前退却，因易损伤己方信心，徒增敌方锐气，造成本军混乱，自古为兵家大忌。除非出于谋略考虑，如诱敌进入对我方有利之地形。见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83页，143页。

[41] 此处似影射第一次反法同盟中统帅布伦瑞克公爵指挥大军回撤，同时影射他与普王腓特烈·威廉二世意见不合。耶拿战役也有类似情景：一个指挥职务由多人担任；统帅之间意见和作战计划不合；除留在耶拿和魏玛的霍恩洛厄公爵的一个军（3.8万人）和布吕歇将军的一个军（1.5万人）外，普军主力（5.3万人）未战便开始向奥厄施泰特撤退。参见富勒：《西洋战争史》，338页及以下。

[42]《歌德全集》第14卷影印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54页，82页。

[43] 手稿（H P179a, P179, 3）提纲中明确出现两次“转向财产”。参见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Texte, 705 – 706页。

[44] 此处手稿补遗（H 19）：“荣誉即愚蠢，财产是智慧”。参见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Texte, 716页。

[45] 古代斯巴达人、罗马人均通过占卜做军事决策，如有祭司院负责查看鸟迹等。参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90页，98—99页。

[46] 闪电与金属相遇，放出电光球的现象，经常出现在航船的金属桅杆上。如出现双火球，则被认为是双生子（海员的保护神）救援的信号。

[47] 其中包括：歌德本人于1796年—1797年从意大利语迻译的本·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年—1517年）的自传。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多种魔法，并记有一位名为“诺西亚山区的黑术士”（Nekromant aus den Bergen von Norcia），同时提到一位名为Cecco von Ascoli的术士，因撰写黑魔法书于1327年在佛罗伦萨被施以火刑。参见《歌德全集》第11卷影印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503页。歌德将两人物的特征综合用于浮士德人物。此外1587年的《浮士德故事书》中亦有在战争中施展魔法的情节，如第56章中浮士德变出为数众多的兵马，令战场鼓号齐鸣等。其他版本的故事书也记有类似场景，如1725年版故事书《虔诚基督徒》记载浮士德变出穿戴盔甲的骑士；1674版普菲茨的故事书出现以魔法变骑士、白昼变昏暗等情节。鸟迹占卜一节则显然受到17世纪耶稣会戏剧、阿旺悉尼的《虔诚的胜利：君士坦丁大帝》启发。该剧里，在决定胜负的一战中，僭主马克森提乌斯启用术士进行了鸟迹占卜。

[48] 古罗马军队即把士兵分为老中青三种：主力兵由30—40岁老练的中年士兵担任；剑矛兵由20—30岁新征入伍的年轻士兵担任；后备兵由40—50岁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年士兵担任。参见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55页。

[49] 一说此处借用希腊对迦太基作战中泰摩利昂（提摩勒昂）指挥的克里米索斯河战役，其间忽然出现雷电大雨，导致河水泛滥。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466—467页。

[50] “障眼法”（Zauberblendwerk）也是吉贝尔在《战术通论》中频繁使用的一个专业军事术语，原指一切“让军队借助速度而逃离敌军眼目和炮火”的手段，歌德更多是在引申意义[魔法诡道]上使用这个概念。参见Ralf-Henning Steinmetz, Goethe, Guibert und Carl von Österreich. Krieg und Kriegswissenschaft im vierten Akt von Faust II, 166—167页。

[51] 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228页。

[52] 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3页，4页，339页。

作者简介

谷裕，1987-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学习德语语言文学，1991-97年就读于德国波鸿大学，学习现当代德语文学、中古德语文学、天主教神学，获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任教。2005-06年为德国洪堡奖学金学者。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发表学术著作、译作、论文数种。

 ● 文晗 | 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与近代政治革命 ● 荐书 | 《施米特论战争与政治》（编辑: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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